摄影记者出差，我“孤身进村”。前一天晚上忍痛用双氧水又对膝盖进行消毒，撒上云南白药，伤口终于干了。可是走路会痛，一蹲下伤口又裂开。我决定套上一条旅行的宽休闲裤掩饰，直接打车到渡口。第二期采写落在我一个人身上，不管怎样，进村了再说。
在渡口等船，看见GY和弟弟推着一辆三轮车就来，原来他们从广州回来的路上正好碰见了招伯伯，这位可爱的老人一大早去外面买啤酒买零食，乐呵呵，只为召集营员们今晚“来家里玩”。招伯伯十分健谈，我顺手就确定他为一个采访对象。这一路上有个动人的细节，招伯伯一上船就忙着帮我们付钱，我们把钱塞他裤袋里被发现了，于是我们都说“风大啊。刚从你兜里掉下了的！”他一脸认真“是不是真的啊？”连问三次，我们都肯定又肯定回答，他才揣进兜里，他一转身，我们全部都笑了。
可怜我的脚了。一进村我就马不停蹄，每弯一次脚都痛，何况采访的老人都住在楼上，我最痛苦的就是爬楼梯了。直到下午6点，我的采访本子上写满了记录，按照原先的计划和临时增添的对象，我基本收集完整资料了。
晚上回来吃工作营的饭，和他们一起安排稍后的“告别晚会”。尽管没有参加这期营，不记得自己有几次是看着那些视频和照片流泪，尤其是听着熟悉的营歌。新生营员的干劲，在烈日下建筑工程，运沙，拆房，批砖，家访，煮大锅饭~~~搞怪的动作搞怪的会议和PARTY。想到太多了，我已经不是营员身份，进来和村民带着“目的性”的聊天，留心更多的是新闻性新闻价值的故事，而忘了当年，我是如何在村中无忧无虑，享受那份和老人和营员之间疯狂快乐的岁月。
结束晚会，营员陆续送老人回家。离别的伤感不可避免，这班可爱的孩子当然不会放过最后的机会“疯癫”，而我很没趣的去写稿。一直写到12点多，弟弟发现我的两个膝盖又红又肿，“命令”我赶紧休息。临睡前发现，诺大的营房他们还未归来，估计在外面“杀人”。好吧，我承认我老了，我不想玩，脑子里还在想明早要补充的采访，用笔记下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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